快要更新了……

很久没更新blog了，不仅是作业太多，而且还有一些突发事件（当然不是坏事）。等下个星期交了作业，就开始更新……

无聊得很，转两个老掉牙的笑话

一犯人被执行枪决 , 由于子弹是伪劣产品,质量不好 ,第一枪没放出 ,接着又放了第二枪... 第三枪……这时犯人哭了: 大哥你掐死我吧, 太他妈吓人了!

一老太太看完黑人百米赛后，抹着眼泪说：吓死人！几个挖煤的跪成一排被枪毙，没瞄准就开了枪，娃儿们吓得那个跑呀，绳子都拦不住哇！

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题(转载)

會試部分 第一場，史論五篇： 　　 　　
１“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論”；

２“賈誼五餌三表之說,班固譏其疏.然秦穆嘗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單於,其說未嘗不效論”；

3“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

４“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請於私第見客論”；

５“北宋結金以圖燕趙,南宋助元以攻蔡論”。 　　 　　　

第二場各國政治　藝學策五篇：

１“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知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為最急策”。

２“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盍縷舉近百年來歷史以證明其事策”。

３“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千餘員,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

４“周禮言農政最詳,諸子有農家之學.近時各國研究農務,多以人事轉移氣候,其要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實資智識.方今修明學制,列為專科,冀存要術之遺.試陳教農之策”。

５“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民策”。

第三場《四書》《五經》義三篇

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義”；

２“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義”；

３“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義”。

那些网事（阿呆版）

前几天看到美国某报（不记得是哪家了）上一篇文章，又在担心所谓的“网络病”，大意好象是说，心理医生认为，那些每天沉迷于网络聊天，花大量时间在博客上公开私事，以及有事没事“google”一下或者热衷编辑“维基百科”的人，被虚拟的世界吸引了，却拒绝或排斥真实的社交生活。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了无新意，从互联网诞生那天开始我们就没少听到这样的担心。说到底，这种担心也跟历史上任何一次对新的事物，新的媒介的恐惧一样。电视刚出来时，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担忧，也有人说，沉迷在电视机前的人都活在虚拟的世界里。其实，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恐怕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对电视产生恐惧了，它早已成为我们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互联网也一样。不过它的真实性不光在于网络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还在于，他更直接地影响了我们的“网下”的生活。这一点，大概生活在中国的人更有体会。

我接触互联网是上大学以后的事了。那会似乎互联网刚开始普及，我大概一周上一次网，地点在学校的“地下网吧”，上网的内容主要是建个邮箱，看看新闻，用QQ和陌生人聊天。 那会儿搜狐、新浪好象还不算门户，我常去的网站是263、163，还有海外的“文学城”。我当时的邮箱也用的是163的“yeah.net”，就喜欢它这个“yeah”，觉得爽。如今，这两个63我已经多年没上过了，“文学城”也因为所谓“反华势力”的问题，早就无法在国内登陆了。

那时候关于互联网的新闻也是负面居多，经常出现的就是和网友见面被骗的事。我妈那时候就深受这些新闻影响，我大一放假回家，她有一天突然十分认真地跟我说，“你在学校里千万不要随便上网，那上面都是骗子”，弄得我哭笑不得。已经学会用视频和我聊天的她估计已不记得这码事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博客”还不像今天这样已经普及到“白云大妈”那了。那时候，我眼中的网络先觉者是那些拥有个人网站或个人论坛的人。这里说一说“令狐磊”和“隆美尔元帅”。我认识令狐磊的时候，他刚从广州某著名高校新闻系毕业不久，因为自创的网络杂志“磊周刊”被《新周刊》相中，遂加盟，不久便成为该刊主笔。我第一次见到“磊周刊”时，非常惊讶，除了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完整的杂志——每期有充满创意的封面，每期有一个独特的专题——之外，它还利用网络使整个杂志变成“非线性”的，所有的色彩、字号、链接，都只能用“酷”和“炫”来形容。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令狐磊一个人完成的。“磊周刊”除了让我感觉“天下牛人太多” 之外，也让我觉得，“其实人人都可以办杂志，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和令狐磊的交往途径主要是网络，多年后我们才在北京三联书店的咖啡馆见了一面。“隆美尔元帅”就不一样了，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哥们儿”。这家伙智商了得，而且勤奋好学，高考时似乎是重庆某县的状元郎，上大学前就精通计算机和网络，因为打游戏还练就了一口好英语。在大学里这位同学学习一如既往认真，脑瓜一如既往聪明，而且誓死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记得那时候我们上“邓小平理论概论”的课，经常会讨论“改革开放”、“苏联和东欧巨变”这样的问题，大多数同学的观点都有“自由主义”倾向，惟有这位同学每次都要站起来为社会主义和苏联辩护，常常遭到其他同学“围剿”。以至于后来，他每次站起来发言，都要声明一下：“我知道你们不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我还是要说……”。可就是这位被同学们眼中的“极左”，有一天却因为“极右”惹上了麻烦。这麻烦还是和网络有关。这小子特有钻研精神，只要感兴趣的事一定会钻进去研究个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迷上了二战，尤其是纳粹，把学校里所有有关纳粹的书，什么《第三帝国的兴亡》，都借来看，还自学了德语，翻着字典查了很多德文资料。不久，他把这些研究成果放到了网上，自己建了一个叫“剑、卐和十字”的网站。除了介绍二战和纳粹知识，他还建了一个论坛，总论坛和分论坛名称都与纳粹有关，如“帝国大厦”，所有进入论坛的人还要以一个纳粹人物命名，乍一看，真让人觉得是纳粹复活了。我有时候会去他的论坛看看，只是很佩服这小子，没觉得有什么。可突然有一天，在阿瓜当管理员的一个当时很有名气的自由主义网站上，有人发了一贴，题曰“发现一个极右网站”，说的就是这个“剑、卐和十字”，还引发了不少网友讨论。当阿瓜笑着把这事告诉我的时候，我也只是狂笑一阵。可见我们当时觉悟有多低。几天之后，就传来消息，北京security bureau因为“剑、卐和十字”给系里打了电话……不久，“剑、卐和十字”消失，一个新闻传播学研究网站取而代之。不过，这小子还是留了一手，虽然网站的名字和内容都变了，网址却还是跟以前一样，还是能一眼看出纳粹的影子。

阿瓜当斑竹（后来荣升为管理员）的那个网站是在“911”之后火起来的。那一阵子，一帮知识分子围绕着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正义和自由问题讨论得热火朝天，加之网站建立者本人是法学界人士杨支柱，网站很快便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该网站最风光的时候是在SARS期间，除了关注SARS，还组织了多起签名活动，比如通过“孙志刚案”直接促成了对收容遣送的废除。不过，该网站也是时运不济，三天两头换服务器，名称也老是“敏感”被迫换来换去。最终，SARS过后不久，这个网站也消失了。此后，以前经常光顾该网站的网友们也作鸟兽散，转战其他场所，不过许多人还是通过各种途径保持联系。几个月后，我和阿瓜去上海见几位网友，正赶上上海的网友们在顺风饭店聚会。那时小女孩李思懿的事正被热议，有几个网友刚参与完悼念她的绝食运动。这些网友们在网下也和网上一样，讨论的都是自由民主问题，常常义愤填膺。记得当天的主题，和一个“倒走运动”有关，有位网友策划，要组织上百人，穿戴一致，在上海的“中山路”倒着走……。还有人策划，根据“李思懿案”编导一出话剧，去上海诸高校演出。当晚饭桌上，主角配角也全都分配好了，惟独剧本成了头号难题。最终，在阿瓜去厕所的过程中，这个难题落在了他头上……阿瓜还真写了个剧本，利用出差的间隙，在飞机上、宾馆里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只是下文如何，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段时间，以前熟悉的很多网站一个个消失，阿瓜忙于其他事务，我也参加了工作，我们渐渐从这些网事中退出了。除了在“天涯”作资深潜水员，我上网也就是发发邮件，连QQ也懒得上了。工作两年之后，我遇到了“带三个表”。我们都是主动（也就是自己掏钱）去苏州采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的，被大会排斥在主宾馆之外，于是有些惺惺相惜。交换名片的时候，三表的头衔是“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我看了名片和他的名字脱口而出：“你们的杂志我每期都看，但我不记得你写过什么了”。说完就有点后悔，这位主笔得多有挫败感啊。不过这位老兄一点也没当回事。聊了几句提到网络，他把大名一报——带三个表，我立刻对他刮目相看——“西祠胡同：记者的家”里的名人哪！不过那时侯三表兄已经不混论坛，改写博客了。他邀我去他的博客看看，一看吓一跳，当时他已经拥有相当大的粉丝队伍了，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熟人和陌生人追着看他的博客——按摩乳。回到北京之后，三表兄邀我参加了几次他们的网聚，每次人物都不固定，不过少不了小强、老六、大仙、小精子等，我事后才知道他们在网上都是红得不得了的人物。我那时是个一个字赚0.02元的小记，去参加这些一个字2元钱或者月入上万的“Petit bourgeois”们的活动时，主要以吃、看和听为主，很少吱声，估计里面也没几个人记得我。不过这些人把在宴席上说故事，回去在博客上写宴席的故事，再次聚会又谈各自博客上的故事，倒也让我乐在其中（最关键是，这个饭局有个好处，女的不用掏钱）。

真正让我认识到这批博友的能量的，是他们后来拍摄的《小强历险记》。先说一下小强（这个人本名太像网名了），这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研究人员，出身于俄罗斯文学世家，不过他最擅长的却不是这个。从小开始，小强就有个嗜好，买各种各样的杂志，他熟悉北京每一个报亭，而且几乎搜集了中国所有杂志的创刊号、改版号、死亡号，知道每本杂志的动向。刚见面时，我原来工作的杂志正值改版，小强愣是把杂志历次的改版方案说了出来，吓得我只能怀疑“有内奸”。就是这位小强，2005年冬天成了某电影的主角。还是三表的主意，还是在饭局上定下的方案，不过和上海顺风饭店话剧方案的流产不同，三表们在北京颠峰楼的聚会因为参与者中有很多媒体中人，甚至资深人士，剧本、设备、演员、服装、道具、化妆、摄影，全都很快搞定，并且在一个晚上拍摄完工。《小强历险记》在那个圣诞节诞生了。户籍制度、媒体、网络、警察全被调侃了。时值《无极》刚首映，连带着陈凯歌也在影片里被调侃了一下。

说实话，影片本身只是这帮朋友的自娱自乐，不过，电影的首映式可是让人大大开了眼界。影片拍完后，三表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要开《小强历险记》首映式的新闻，欢迎社会各界提供场地和资金赞助，并向全京城的娱记发出邀请（事先声明，不给红包）。不久，某专事博客的网站便向其赞助了一个能容纳四五百人的场地。老六是那天首映式的男主持人，一身长袍。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女主持竟然请来了央视的柴静，还是免费的。整个首映式都是本着“娱乐大众”的宗旨进行的。别人的首映式都是介绍拍摄过程，这个电影的首映式上就开始颁奖，而且人人有奖。颁奖嘉宾更是一绝，韩乔声、木子美、卢跃刚、某唱片公司老总宋柯、某美女作家、某网站C什么O等等八秆子打不着的人都凑到了一起。颁奖过程中还不断穿插来自各种已故的和在世的世界名人，以及“来自某边防的解放军战士们”和“来自某某的海外留学生们”的贺词，搞笑至极，也讽刺至极。不过，最搞笑的一幕却是事后发生的。首映式上，凤凰卫视也来作了现场报道，并在当晚的节目中播出。节目中穿插了一些影片镜头，包括小强被误当抢劫贩抓进局子里的镜头。一位社科院人事部门的领导看了这档节目，却误以为小强真的是犯事被抓给社科院丢了脸，于是连夜找到他的顶头上司，又连夜找到小强……

那个下午，在首映式现场的我看完这一切，想到了一句话：“大事发生的时候我在场”。这是一位电视主播的话，说的是记者这个职业的诱人之处。我从来没有当过真，我常觉得记者和所有人一样，只是站在历史的传送带上看世间万物瞬息而过，所不同的只是，可能，我们比其他人站得更靠前一点点，而已。不过那个下午，我真的觉得自己不只是比别人靠前一点，而是站在了一个别人没有机会亲临的地方——“大事发生的时候，我在场”。

谁说网事如烟……

马猴：做梦都想做好事

在MSN上碰到马猴，看到他新写的博客《钱包是我捡的》，我便说起小学一年级时捡了钱交给老师，迫切希望能听到广播表扬的事情。这一说，引发了马猴对小学“好人好事”的回忆。这一回忆就收不住了，一个晚上笑得我肚子都疼了。我和马猴一个小学同一个年级的，但他们班发生的那些事远远超出其他班级学生的想象。在我们年级里，他们是个特殊的班，是照着“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培养的。马猴把当晚所讲的故事整理了一下……

做梦都想做好事（作者：马猴--酒汉逢甘露）


小学时候做梦都想做好事，上学放学，走路从来都是低着头，看到路上任何一个纸片都要仔细看两眼，用脚尖碾两下，实在不行的还要捡起来看看。

记得那时候刚刚评出来个全国十佳少先队员，第一个叫赖宁的，救森林大火牺牲的。听了他的事迹，同学们一个个哭得乌央乌央的，当然哭完了以后就成天想着什么时候也可以在大火里面表现一下，以至于一听到类似消防车“瓦屋瓦屋”的叫声的时候就群情激奋，幻想着第二届全国十佳少先队员评比时候自己成为第二个赖宁！

当然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不过有的机会却就在身边：

三年级时候开始用钢笔，那时候班级里一大堆人天天盯着讲台上的钢笔水瓶子。一旦钢笔水用完了，马上就有人主动买了放上。经常是一瓶钢笔水用完了，第二天一下子多出好几瓶。要是自己没抢到第一拨买钢笔水的，要后悔好几天；然后就暗暗下决心，下次一定要第一个买；再后来，就发现讲台上的钢笔水用的特别快，原来还有比我更等不及的：发现钢笔水老用老有，就偷偷放学以后倒掉一半。

小学时候要带红领巾，不带红领巾的要扣班级评比分。那时候经常有人不带，不带怕扣班级分，就跟别人借，看有没有人带两条的。
后来就有人专门天天带两条红领巾，等着借给别人；
再后来，有人专门在校门口等，不管是不是自己班级的，只要没带的都借；
再再后来，我们班级有个同学，每天带十几条红领巾，装一书包，专门借给别人；
再再再后来，有些同学就从来不带红领巾，每天上学就去跟那个带十几条红领巾的借红领巾；
再再再再后来，那个每天带十几条红领巾的每天的红领巾都不够借，于是就开始预约；
再再再再再后来，那些不带红领巾的同学因为红领巾不够借的，就开始排顺序，轮流不带，轮流跟那个带很多红领巾的同学借；
……

那时候我们班级有个小本子挂在黑板边上，轮流值日生每天记好人好事，一个本子，一个月就记满了，同学们个个都想尽办法做好事，谁不做好事都觉得丢人，可大部分就是想不到办法做好事，除了每天走路低着头也没别的办法，有的同学就不一样。

有个同学就经常捡到钱，今天一块，明天五毛的。哦！那个时候不是一块五毛，是一毛五分的。那个同学就经常受到表扬，别的同学那叫一个嫉妒啊。后来就有同学揭发他，说他把自己买冰棍的钱省下来，过两个礼拜就“捡”一次
后来那个同学就不再捡钱了。

不过有别的同学开始改良他的做法：今天捡一个本子，明天捡一支铅笔，后天捡一个橡皮。再后来，很多人学习阿，每天早上，讲台上都会堆一大堆“捡”来的东西
再后来，大家发现“捡“本子“捡“钢笔太普通了。于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就来。开始是“捡“一些破书包阿之类的，还有人捡到鞋子！再后来，有人捡到裤子！再再后来，捡到什么的都有！老师没办法了，每天早上都拿一个很大的塑料袋来装各式各样的东西，当然装了以后直接扔到垃圾桶里。
最后老师颁布了一条禁令：谁再到垃圾堆里捡垃圾往班级讲台上堆，就罚他打扫学校厕所

小学时候我们是自己带板凳的，那时候有校会，每周开一次，大家都搬着板凳到操场上开会，开完会以后，总有小同学忘了板凳直接回教室的。于是，我们班的同学每次开会要结束的时候就在操场边上等啊！看到哪个小同学忘了板凳，马上就冲过去“捡”。所以每次开完校会，我们班级总要多出很多板凳。再后来，抢着“捡”板凳的人多了，中途哪个班的同学离开上个厕所什么的，回来板凳马上就被“捡”走了。害得后来我们这些不“捡“板凳的同学，上厕所都要带着板凳走。

后来“捡“东西不流行了，开始流行什么送老大妈过马路啊。于是放学以后就一大堆人在马路口等着。有个稍微岁数大一点的过来，马上一大堆人过去。我们那个时候都二三年级阿，人家看着也不知道我们要干嘛。看着我们要过马路，人家老大妈都反过来要送我们！

那时候老有同学不舒服，哪个同学一不舒服就立刻有人主动跟老师说要送他回家。经常有同学在班级因为吃的不舒服吐，吐了以后就一大堆人送他回家。后来就有人联合几个同学，大家轮流装吐，然后一起回家。

后来又流行替同学修东西。谁的钢笔坏了，自动铅笔坏了，马上会有人主动站出来替他修。
然后就是修班级的门啊，窗户啊！那时候，要是班级的窗户玻璃坏了，那叫一个兴奋啊。上课时候就盯着窗户看，那时候也没人踢球什么的，于是就盯着天上的小鸟，希望它们一不小心撞到玻璃上面。
再后来，小板凳又成为了主角，经常有人小板凳坏了，也经常有人修。有同学带了一整套什么锤子钉子起子在课桌肚里，就等着谁的板凳坏。那时候板凳质量也不太好，天天有人的板凳坏。不过再好的板凳也经不起折腾阿，为了修，不坏的也得坏阿。
我那时候的板凳是我外公亲手替我打的，那叫一个结实阿，小学用了六年都没坏，直到现在还放在家里用。为了那个板凳，我没少被我们同学嫉妒阿。其实也不是嫉妒，就是惦记，天天有人问我，你板凳还没坏阿？后来有人故意把我板凳藏起来，我每天一上学就要找板凳，生怕我板凳被谁夜里拆了。后来我有一段天天放学把板凳带走，那时候我姨妈上班在学校门口的商场。我天天放学把板凳搬到商场。虽然没多远，但是那个板凳沉阿，花梨木的好像，得有十几斤，现在掂着都觉得沉。那时候天天放学拖着个板凳，累啊，我回家天天跟我妈嚷嚷，要她给我换个烂板凳。一直到五年级，搬到最后一排老教室，里面有那种长的靠背的双人的椅子。第一天进教室，我那叫一个兴奋啊！终于不用拖板凳了！

说了这么多别人的，其实我那时候做好事也是一把好手。一到了元旦阿，国庆节阿什么的，学校都要求带花。那时候家长会种花的孩子总是讨人喜欢，隔壁班有个女孩，每次学校要带花的时候，她们班级总有十几个同学每人到她家搬一盆。
我爸那时候也喜欢养花，我家门前全是花，每次一要带花我总是最积极的。而且我爸的花也好。当时学校的大队部，那是在四楼的带投影仪的大教室，每年都有一盆特别高的，长的特别漂亮的美人蕉，那是我爸的宝贝，我愣着逼着给他从门前挖走了。后来每次学校搞活动，大队部那个许老师都到我家要花，后来我爸说，你要花可以，以后能不能把以前的花盆带回来？

还有呢，三年级时候学校开运动会，要到大操场搞什么开幕式，每个班做一个方阵。还要做个什么主体模型之类的。我们班主任别出心裁，说要搭个火箭！那时候谁知道火箭什么玩意阿，都不知道怎么弄。于是我们班主任问：谁家爸爸会做火箭？没有同学敢说，我当时就记得我爸爸会做风筝，我就想火箭跟风筝也差不了多少，反正都是飞的。于是我自告奋勇，告诉老师，我爸爸会！后来老师找我爸爸，我爸傻眼了，谁会那玩意阿？
不过也没办法，儿子夸下了海口，我爸只有硬着头皮上，天天晚上弄，弄了半个月，做了个一米多长的大家伙，把他都逼成两弹元勋了。
后来我们班级在那次开幕式上拿了方阵第一名。回家我还拽呢，我爸给我一顿训，“以后在学校说你爸什么都不会！“

圣露西亚(Sankta Lucia)之歌

给我们的博客添加了背景音乐，是三首圣露西亚之歌。

每年的12月13日是北欧的圣露西亚节。圣露西亚是来自意大利的光明女神，她给人们带来光明与欢乐。北欧的冬天漫长而黑暗，12月的时候，基本上在下午三点多，就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几乎和中国的晚上九十点的黑暗程度相当。以前的人们相信，从12月13日，圣露西亚女神降临之后，黑暗就将远去，光明即将到来。这一天，人们会在一起唱歌跳舞，加以庆祝。

2006年的12月13日，我们也参加了在林雪平举办的圣露西亚节聚会。照例，会有女声无伴奏合唱《Sankta Lucia》。那天，扮演女神的姑娘们赤脚白衣，手执蜡烛，扮演圣露西亚女神的那位更是头顶蜡烛王冠。

唱完歌后，还有一堆老头老太太表演传统的民间舞蹈——各种各样的集体舞，跳了几乎一个小时。最有意思的是，他们表演了两组乡间儿童嬉戏的场景，大家哈哈大笑。他们跳完后，还带着我们这些观众（上百号人）一起跳了更大规模的集体舞。很久没有做运动了，虽然累得我们一身汗，但确实很舒服。感觉他们的舞蹈就是把传统时代的社会场景再现，一会去教堂，一会洗衣服晾衣服，模仿各种动物的样子，什么青蛙、鸭子、大象，很简单，很淳朴。

好了，回到这三首歌上。网页上播放的当然不是那天晚上的合唱队唱的。而是一支叫Taby Church Chamber Choir 的著名合唱团。录制地点在瑞典一座建于13世纪末的教堂。至于感受，就不多说了。如果听腻了，可以到页面左侧“狐朋狗友”下面，关闭播放器……

我们在巴黎（照片）

塞纳河边，背后是巴黎圣母院

凯旋门

迪斯尼乐园

在汲喆家吃圣诞大餐

和梵高合影——像不像？

塞纳河边

巴黎圣母院内

终于又下雪了！

终于又下雪了，而且会持续一两周。尽管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下，但这个消失确实令我们兴奋，就像今天上午收到系里的信，说下周的课程取消而且永远取消一样兴奋——总算可以把带来的毛衣穿一穿了。

前几天上学的路上，看到一个庭院里的桃花已经含苞待放了，惊诧不已：难道冬天还没来就结束了？我们来之前想象中的北欧就是“冰天雪地”，来了之后竟然除了11月1日下了一场大雪后再也没见着冰雪，顶多是早上见到一点霜冻。林雪平12月的最低气温大多都是零度以上，最高甚至有七八度，据同学说，去年这里12月的时候最低达到过零下20几度。

新闻报道说这是瑞典从1756年有气象纪录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年。斯德哥尔摩动物园里许多在十月就该开始冬眠的动物，因为气温居高不下，久久不能成眠。动物园里的动物还有人给他们人工降温，帮助他们冬眠，野外的动物估计就惨了（熊不冬眠，会不会也得神经衰弱？）。

这一周以来，最低气温基本都在-9度左右，不过其实感觉起来还是比北京的冬天暖和多了，估计是没有大风的原因。

（上图是通过教室的路，一个大坡，每次都要吭哧吭哧地骑上去。画面正中被树遮住的是教室，右侧的高楼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医院，也是林雪平大学医学院。）

馒头、包子、烙饼……

（夹了糯米的小卷子）

（圆形的馒头有些难度，干脆做成长方形的，在阿呆他们家乡，这叫“卷子”——他们只管有馅的叫“馒头”）

来到洋人的地盘，面包成了小麦的主要食用形式。我们的中国胃日益思念中国的食用形式。无奈偌小的林雪平连一家中国人开的商店都没有，更别提什么包子、馒头、油条、烧饼、面条了……于是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倒也小有成果。西北人阿瓜虽然没怎么动过手，但至少见识了十来年，我俩就凭着他的那些记忆竟也做出了各式各样的面食。某日法国同学开PARTY(聚餐)，我们烙了二三十个烧饼，有葱花的，有辣椒面的，几个平时特别淑女的同学不一会就给消耗完了，大赞“好吃！”还跟我们要配方。敢情他们以为中国人做食物也跟他们外国人似的，厨房里摆满了天平、量杯、量勺、温度计，再在面前摆一个配方，然后一步一步像是做化学实验呢。我们告诉他们，中国人作食物凭的可都是“感觉”！

（看她们吃得多欢！）

（原想做发糕，不料把玉米面买成了豆面，最后就成了豆面芝麻大馒头了）

（迷你锅盔！）

圣诞·老人

2006年12月25日，五个圣诞老人同时出现在巴黎一座不知名的建筑窗外。估计是真正的圣诞老人也有点孙悟空变小猴的本领，可以复制出很多个自己。而这五位，看样子是前一天晚上送礼物的时候出了点问题，都圣诞节的下午了，还被困在阳台上。

2006年12月21日，巴黎一家不知名的咖啡馆，一位“民间艺术家”正仔仔细细在橱窗上绘一个腾云驾雾的圣诞老人。

2006年12月24日，平安夜，知名的巴黎迪士尼乐园，小朋友们排着长队请这位圣诞老人合影、签名。可惜他们离我太远，听不清圣诞老人给这位小朋友的“年终总结”和“新年寄语”。

2006年12月10日，林雪平的露天博物馆提前进入圣诞气氛，左图摄于一个“旧杂货店”，右图拍的是“19世纪”的圣诞老人和贵妇。

——20年前林雪平市区拆迁改造，林雪平人用大卡车把旧城中心19世纪的建筑集体搬到了离城不远的一个地方，现在他们称其为“老林雪平”，19世纪的警察局、杂货店、点心店、邮局、学校、蜡烛作坊等等还演习着当年的工作方式，供人参观，其中一些杂货店之类也还在继续创造价值。

致师友的一封信（2006年11月）

刚来瑞典两个月的印象和感受很多，可惜当初没有开博客。不过，陆续和师友通信，其间也记录了不少在这里的感受。重写一遍太累，索性就把当初的信贴出来吧……

XXX老师：
近来可好？非常高兴在MSN里和您聊了一会儿。已经出国这么久了，几乎就没有再和其他朋友、师长联系过。原本以为拿着“帝国主义”送的钱到欧洲，应当是很惬意的，生活富足自不必说，还可以把小小的欧罗巴游个遍，甚至还梦想着揣着相机到那些曾经和现在正在牛逼的人物所逗留过的地方去寻找八卦线索，泡一杯淡茶（咖啡喝多了胃会不舒服）写点适合“卧读”的小文，赚点稿费，岂不美哉！

来了这里，美梦给彻底击碎了。我们所有的时间全被读书和写作占据了！学习是难以用紧张二字形容的。我喜欢夸张，夸张在聊天中更有趣一些，所以，用“暗无天日”或“痛不欲生”来形容吧，前者与作业的数量及强度相关，后者与身体疲劳程度有关。瑞典人或许和德国人一样，要求极严格。课程安排如下：每周教授都要发给我们平均至少一百页的阅读资料以供精读，然后周四中午前提出问题，周五上午讨论。周一前把一百页的阅读资料压缩成一页的摘要，再谈半页的思考。（这就是考试，每周老师会对小论文做评分，最后归总就是总成绩）思考不难，难的是“摘要”。想起以前，把一百多页的中文学术文章做出一页的摘要，都觉得很难，何况现在压缩的还不是母语文章。更令我们“痛苦”的是，今天下午收到信，12月份就开始高强度的法语课程，据说每天七个小时……（不过，比起第一个月，这真不算什么：第一个月的课程是《医学史》，满篇全是医学词汇，以前从来就没见过，而且阅读强度非常高，现在是越来越轻松了，尽管我们连一天的休息时间都没有）

以前总听说中国学生学习刻苦，其实原因很简单：当用另外一种语言思考和写作时，智商水平大大降低，你就得花更多的时间弥补智商的“缺陷”。想起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以前真没什么感觉，只觉得这哥们是个天才，现在觉得这哥们不是一般的天才。操一口德语居然就能把我们这些说中文的苦闷表达出来，天才……

以前听说外国学生学习不如中国学生刻苦，原来不是这么回事。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的同学学习不是一般的刻苦，而且对成绩看得很重，比我们看重。

我们现在瑞典林雪平大学（Linkoping）的“健康与社会”系学习，学习的内容涉及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等等学科的交叉。一年后将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也就是已故社会学家布迪厄任教的那个学校，也是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大本营。两年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将会拿到两个学校的硕士学位。我们这个奖学金项目由欧洲的四个学校合作进行，除了以上两个学校，还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两所大学。它们共同的研究重点是医学、历史和社会变迁。9月底，我们去了葡萄牙古城埃弗拉（Evora）参加第一次的集训，其他三所学校的学生全都集中在一起。这个古城很漂亮，著名的人骨教堂就在这里。可惜每天都在上课，居然忘了去看看，更遗憾的是人骨教堂离我们住的宾馆相距不过200米！

林雪平这个城市很方便。整个城市里设有专门的自行车道，距汽车道大概都有5米左右的绿地隔开，自行车是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而且永远也不会担心被汽车抢道（在十字路口，从来都是汽车让行人）；路上的行人都会很耐心地回答我们的问题，甚至会把我们带到要去的地方。公共汽车的运行时间很准确，每个车里都有时间表，详细准确地标明了某次车几点几分会到哪个站。所以，只要严格按照时间表里的时间去车站等就行，早到没用。

公共服务部门的态度也很和蔼。一到这里，我们就去税务局申请了人口号（一年以上的签证都可以申请这个，也就是瑞典公民号）。填表花了五分钟，之后就不用管了。三天之后，人口号卡寄到了宿舍。有了这个号，我们就可以享受瑞典人能享受到的一切福利。又过了一天，医疗卡寄到了。我还很纳闷，我们没和卫生部门联络啊？后来才明白瑞典所有公共服务部门的信息都是互通的。一旦我们有了人口号，相关的公共服务部门就会把你所需要的资料和卡片寄给你。根本不用我们自己去申请。实在是太人性化了。看病只需要交挂号费就可以了。当然，药费是需要承担一些的。一般是，一年内如果看病超过900块，那么超出的部分将政府承担某个比例（我们目前还没搞明白究竟比例如何测算）。但是，需要考虑的是，瑞典人均月收入恐怕有2万克朗吧（因为博士生的薪水一般都要1万8/月），相当于2万多人民币（瑞典人的收入差距特别小）。一年24万人民币，掏900块算啥？此外，欧盟还免费给我们了健康和意外保险，包括了所有可能的保险项目。

前段时间到中国朋友家做客，还有两对台湾夫妇。他们都有三四岁的孩子。他们说这里生孩子很舒服，从怀孕起，医院就给孕妇指定一位“跟踪监测”医生，每个月都接受检查。当然，不需要像国内那样一大早就得去排队挂号，医生会提前和你电话联系，预约时间。孕妇只要卡准时间去就行，不用等，当然也不要迟到。生孩子是不用花一分钱的（好象北京生个孩子要几千块）。如果要在医院过夜，80块就够了，一妇一间。孕妇不需要知道任何事情，所有的事情、具体的程序全都由医生安排好了。等孩子生出来，医院会一直对孩子的生长进行监测。每个月医院都会用电话通知父母哪天几点到医院检查身高、体重之类的。

有时候想想，这“小国寡民”真是好，这才是老子的理想啊。没那么多压力、噪音，人的脾气都会特别好。加之这里自然环境好（当然可能和人少也有关系），生活还是不错的。我们上课都在医学院，一路全是森林。如果去超市买东西，就要从森林中的小路中穿过。整天肆无忌惮地吸氧气，很爽！有一首歌叫《挪威的森林》，以前不知道这破歌有啥好的。来了这里才理解。其实，不仅是挪威，整个北欧森林都很多，或者说，北欧被森林覆盖着。

唯一的缺憾就是食物。这里蔬菜少，不过是大白菜、生菜、菜花、黄瓜、辣椒等十几种，跟中国差太远。好在戴廉对食物的烹调很有创造力，总能把枯燥无味的菜做得很有特点，而且不重复。所以，虽然只有十几种蔬菜，但也从来没有感觉乏味。当然，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才在这里度过两个半月的缘故，因为台湾的留学生告诉我们：等你们住两年你们就烦了，每天吃这些菜，谁受得了？看来，所谓文化差异、文化冲突，首先是肠胃差异、肠胃冲突。

这里很早就进入了秋天。教授说：“从现在开始，进入了秋天，你们一定很享受吧！”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说反话！路人有的裹着羽绒服，而有的还是套着大裤衩招摇过市，真多元！上个礼拜下第一场雪，以为进入冬天了，而且每天下午四点天就黑了。后来才听说，这里真正的冬天从一月份开始！！

差不多一个月前，遇到了有趣的事情，值得一提。

我们住的楼下小超市物价奇高，是距我们这三公里外的一家超市价格的一到两倍。于是我们得经常骑自行车到“远处”买菜。因为林雪平森林很多，空气极好，骑车的确是一种享受。那天由于下雨，我们就坐公共汽车去了。返回时，由于大包小包一带堆，等车的时候把两把从国内带来的跟随我们多年的雨伞忘在车站的凳子上。等回到家才发现。非常沮丧啊，我们对它们已经产生了感情。所以，我决定骑车去找——原因有二：1、实在舍不得“扔”掉它们；2、据说北欧的失物返回率相当高，比如丹麦的钱包返还率有100%，瑞典据说也要在98%，我要去验证一下这个数据的真实性。
于是，在冒雨前进半小时后，我到达了超市边的车站。雨伞还在凳子旁躺着。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路不拾遗”？算见识了。
先说这么多吧。
曹凯
2006年11月10日晚22点于瑞典林雪平

带一本字典去巴黎

写过几本《近距离看美国》的林达是带着一本书去巴黎的。他们（林达实是一对夫妇的笔名）是文革后中国最早的大学生，从“革命”的年代里走了过来，揣一本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书——雨果的《九三年》——去当时的 “革命现场”，一切都自然、合理，却又令人回味。这本书，与其说是可供“阅读”的文本，不如说更是一个符号，它将两个人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中的大事件联系到了一起。

而我和阿瓜，在2006年年末，带着一本字典去了巴黎：一本能装在口袋里的《法汉小词典》。其作用是完全实用性的，为了帮助我们读懂景点的说明，也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应付一下不会说英语的法国人。我们是改革后生长的一代，探访“革命现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去“旅游”和“消费”的。

但其实我也曾经有过和革命很近的时候。如果我是在六年前，甚至四年前去巴黎，应该我也会带上一本同样和“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2000年夏天，我用大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文。那是学校规定每个大一学生都必须完成的“学年论文”，各科老师给出的题目中自由选择。我大一时曾经选修了一门世界史，“法国大革命”是必然绕不开的话题。老师课堂上的讲解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只是隐约觉得“这里面有戏”，于是便选择了它作为我人生中第一篇最称得上“论文”的论文主题。

大一学生还没有受到太多学术训练，与高中时期相比，最大的长进似乎只是知道了写论文一定要有注释和参考书目。我那篇论文的主要参考书目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托克维尔何许人也，我当时并不了解，对朱学勤，还算略知一二。我那时是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小文青”，我熟悉的是舒婷、北岛、顾城的朦胧诗。只是因为读诗之余也基本会乖乖地把老师推荐的每一本书都找来翻看，所以读过朱学勤的《风声、雨声、读书声》。

然而这两本书给我的震撼却是空前的。我至今仍然能够记得我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看《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那份激动。革命的激情和一次次在书里出现的“自由”、“平等”，和那种完全不同于我对“学术作品”预设的文风轻而易举地让我把文学梦想抛在了脑后。那篇论文最后写成什么样，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最后得了个“优”。还记得的是自己当时的一个“灵光一闪”：看到托克维尔讲的18世纪法国人的“非宗教倾向”时，我盯着天花板，突然蹦出一个句子——“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虽然攻击宗教，但却并非没有信仰。革命成了他们的信仰”。就这样一句话，着实令我兴奋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觉得，“思考”似乎是件很有趣，很令人兴奋的事。

这些“革命”的激情一直伴随着我走过了大学四年甚至工作之初。对于阿瓜来说，应该程度更深。只是后来，这些“革命”的理想成了我“立场有问题”的“罪证”，而“思考”，也似乎只能让“上帝发笑”。于是，当我去巴黎的时候，我只带了一本能装在口袋里的小字典。

而我们带回来的，却是三本字典——在巴黎的好友汲哲和刘露又送了我们两本，一本《汉法字典》，一本《法英字典》。这一次，可不是小字典了，而是砖块一样的大字典。可我们，像是面对所有免费的礼物一样，生怕不带走便没有了似的，乐呵呵地把沉重的它们背回了林雪平。

Ladies and Gentlemen

和北京比起来，巴黎虽然有更好的空气、更少的汽车、更方便的交通、更古老的街道与建筑，但是，刚过完圣诞回到林雪平，发觉巴黎还是太喧闹——可能我们已经适应了林雪平的宁静。用同学的话说，这里easier to live（更容易生活）。顺便提一句，这里物价也更便宜。
但是，林雪平的生活却乏味得很。如果骑自行车，整个市中心几分钟就可以穿越。博物馆也没有几家，不像巴黎，博物馆根本数不清。古老的建筑也不多，而且“质量”显然不如巴黎——比较单调。如果说整个巴黎还停留在19世纪或者更早（其建筑都很久远），那么，从建筑的角度来说，林雪平显然更现代一些，尽管19世纪以前的建筑也不少，但你丝毫看不出像巴黎那样的繁复与奢华。人们的衣着也很“土”。如果你的眼光独到一些，或许会认为这里人穿的都很“酷”，很后现代，尤其是女性，很难找出其穿着的“阴柔”。
不能说林雪平没“文化”，只能说它的文化符号与“展示”不如巴黎那样集中，也没有巴黎那样的“攻击性”——在巴黎，随处可见的文豪旧居、博物馆、雕塑和逸闻趣事会把你“攻击”得有些疲惫，不想理睬这些文化都不行。它们就在那，能看得见摸得着，哪怕闷在家里不出门，或许窗外的一堵墙下就曾发生过什么奇妙的故事。林雪平则不是这样，如果不去搜寻，文化和历史很容易就能从你指缝间溜掉。谁让这里到处是森林呢？杨·桑丁教授讲过的关于他的祖父母的家庭生活就发生在森林。
每天黄昏六点整，他的祖父会准时打开收音机听广播，他的祖母则在做饭。六点十分，收音机关掉，开始就餐。席间很少说话。餐毕，其祖父在椅子看报纸，祖母收拾屋子。依然很少说话。第二天上午，在做早饭的时候，可能会有邻居从一公里外的地方安静地赶来，先是站在门口，扶着门框，依然是一言不发。祖父祖母也不吭声。过一会，邻居会进门，坐在门附近的椅子上，一言不发。过一会，其祖母会问：“来杯咖啡么？”邻居回答可以，谢谢。屋子里于是只有煮咖啡的声音。喝完，邻居在默默地坐一会儿，起身告辞。很快，黄昏六点，祖父又准时打开收音机。几乎每天都这么过。当然，不可能所有的瑞典人都曾经这样生活，但就普通人而言，基本如此。
如果在林雪平发展什么文化产业，估计所有的开发商都会亏本。但若要做人类学研究，或许会很有意义，当然瑞典语会是一个障碍。也许因为是小地方，这里的传统依然很强大，尽管仍然有人抱怨“美国化”的影响，例如统计学教授。但年轻人依然喜欢，而且我敢打赌，统计学教授也愿意去美国教书，如果他有机会。

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林雪平市音乐厅听新年音乐会。起初以为会和北京音乐厅一样，晚上6点半或7点半开始，没想到居然是下午三点。不过也可以理解，这里四点不到天就黑了，而且“黑暗”的程度绝对和北京晚上九十点钟的感觉一样，还是早点结束好。
很幸运地买到了学生票，而且不需要出示证件。这里的人有点过于单纯了，你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这就是“信任”的价值，缺乏人际信任，像这样一个福利社会是无法运转的。但这不是12月31日我们的收获（也就是信任，这从刚来瑞典时就领教了。这个问题以后再说），而是满眼的穿着正装或礼服的老头老太太以及儿童所带给我们的“视觉”震撼。记得2002年，阿瓜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听莫扎特音乐会，西装革履。谁知道一到那里，发现当地人穿什么的都有，牛仔裤、T恤衫、裤衩等等。在几百人里，西装革履倒显得落伍了。当然，兄弟感慨世风日下啊，看来以前学校里所教授的东西全他妈的是骗人的，谁说洋人听音乐会都要一本正经了？于是，这次我们两个穿着很休闲地去了。不料，几百老头老太太一进大门，蜕了笨重的羽绒服，居然让你感觉他们是来参加宴会的：西服、领带、长裙、项链，还有什么破手包之类的。每个人都将头发仔细地梳理过了，光鲜得很。甚至还有几岁的小童，男孩也是西装领带，女孩则天鹅绒翻花的裙子，皮鞋。很是幽雅。我们两个就不说了……
但凡新年音乐会，曲目都差不多，而且林雪平乐团的演奏水平不比维也纳的差多少。但林雪平的新年音乐会却搞出一帮高矮胖瘦分布不均的小孩上来伴着音乐舞蹈。坦率地说，跳得很差劲。起码身高胖瘦的差距就让你觉得这是某社区搞的联欢。但这丝毫不影响台下的观众观看的兴致。这本来就是这座城市自己的联欢，什么整齐划一是不需要的。而且我们确信这些跳得很蹩脚的小孩就是邻居大妈的孩子，只是因为他们喜欢跳，就被邀请过来跳了，而不是为了什么荣誉而经过层层选拔上来的。
半场之间的休息更叫我们吃惊，全场的观众基本都离开了。剩下一个偌大的场子，零零散散坐着几个人发呆。音乐家们更和北京看到的不一样，他们走下舞台和观众聊天，或者和人流一起离开到外面喝茶去了；而有些观众则跑上舞台拍照。我只知道在北京音乐会上，演奏者不可能随随便便走下来和观众“打成一片”的，即使有很多观众是他的亲友。我们曾扔掉的上百场音乐会的门票及节目单就可以说明，上面的结论不是随便下的。
乐队的指挥是一个胖老头，很和蔼。这又使我们想起某些指挥家，觉得自己是个指挥、玩了很多年洋音乐就装出极其刁的样子……无语……
为什么国内经常把西洋管弦乐叫高雅音乐呢？就是因为门票贵？演员穿得很洋？或者用的是五线谱而不是工尺谱？恐怕不是。恐怕是搞西洋管弦乐的人或者介绍这种音乐的人觉得自己是高雅的，高人一等的，于是就把这类音乐捧得极高，让普通老百姓可望不可及……
……
晚上，大约快临近午夜12点时，烟花爆竹开始响起来。以前以为这种事情只有中国或者华人社区有，没想到这里照样有很多人燃放烟花爆竹。12点过后，声音就更响了。据说，从圣诞开始，每天晚上的爆竹声就没停过，很遗憾，那段时间我们在巴黎，没有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