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巴黎（照片）

塞纳河边，背后是巴黎圣母院

凯旋门

迪斯尼乐园

在汲喆家吃圣诞大餐

和梵高合影——像不像？

塞纳河边

巴黎圣母院内

终于又下雪了！

终于又下雪了，而且会持续一两周。尽管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下，但这个消失确实令我们兴奋，就像今天上午收到系里的信，说下周的课程取消而且永远取消一样兴奋——总算可以把带来的毛衣穿一穿了。

前几天上学的路上，看到一个庭院里的桃花已经含苞待放了，惊诧不已：难道冬天还没来就结束了？我们来之前想象中的北欧就是“冰天雪地”，来了之后竟然除了11月1日下了一场大雪后再也没见着冰雪，顶多是早上见到一点霜冻。林雪平12月的最低气温大多都是零度以上，最高甚至有七八度，据同学说，去年这里12月的时候最低达到过零下20几度。

新闻报道说这是瑞典从1756年有气象纪录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年。斯德哥尔摩动物园里许多在十月就该开始冬眠的动物，因为气温居高不下，久久不能成眠。动物园里的动物还有人给他们人工降温，帮助他们冬眠，野外的动物估计就惨了（熊不冬眠，会不会也得神经衰弱？）。

这一周以来，最低气温基本都在-9度左右，不过其实感觉起来还是比北京的冬天暖和多了，估计是没有大风的原因。

（上图是通过教室的路，一个大坡，每次都要吭哧吭哧地骑上去。画面正中被树遮住的是教室，右侧的高楼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医院，也是林雪平大学医学院。）

馒头、包子、烙饼……

（夹了糯米的小卷子）

（圆形的馒头有些难度，干脆做成长方形的，在阿呆他们家乡，这叫“卷子”——他们只管有馅的叫“馒头”）

来到洋人的地盘，面包成了小麦的主要食用形式。我们的中国胃日益思念中国的食用形式。无奈偌小的林雪平连一家中国人开的商店都没有，更别提什么包子、馒头、油条、烧饼、面条了……于是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倒也小有成果。西北人阿瓜虽然没怎么动过手，但至少见识了十来年，我俩就凭着他的那些记忆竟也做出了各式各样的面食。某日法国同学开PARTY(聚餐)，我们烙了二三十个烧饼，有葱花的，有辣椒面的，几个平时特别淑女的同学不一会就给消耗完了，大赞“好吃！”还跟我们要配方。敢情他们以为中国人做食物也跟他们外国人似的，厨房里摆满了天平、量杯、量勺、温度计，再在面前摆一个配方，然后一步一步像是做化学实验呢。我们告诉他们，中国人作食物凭的可都是“感觉”！

（看她们吃得多欢！）

（原想做发糕，不料把玉米面买成了豆面，最后就成了豆面芝麻大馒头了）

（迷你锅盔！）

圣诞·老人

2006年12月25日，五个圣诞老人同时出现在巴黎一座不知名的建筑窗外。估计是真正的圣诞老人也有点孙悟空变小猴的本领，可以复制出很多个自己。而这五位，看样子是前一天晚上送礼物的时候出了点问题，都圣诞节的下午了，还被困在阳台上。

2006年12月21日，巴黎一家不知名的咖啡馆，一位“民间艺术家”正仔仔细细在橱窗上绘一个腾云驾雾的圣诞老人。

2006年12月24日，平安夜，知名的巴黎迪士尼乐园，小朋友们排着长队请这位圣诞老人合影、签名。可惜他们离我太远，听不清圣诞老人给这位小朋友的“年终总结”和“新年寄语”。

2006年12月10日，林雪平的露天博物馆提前进入圣诞气氛，左图摄于一个“旧杂货店”，右图拍的是“19世纪”的圣诞老人和贵妇。

——20年前林雪平市区拆迁改造，林雪平人用大卡车把旧城中心19世纪的建筑集体搬到了离城不远的一个地方，现在他们称其为“老林雪平”，19世纪的警察局、杂货店、点心店、邮局、学校、蜡烛作坊等等还演习着当年的工作方式，供人参观，其中一些杂货店之类也还在继续创造价值。

致师友的一封信（2006年11月）

刚来瑞典两个月的印象和感受很多，可惜当初没有开博客。不过，陆续和师友通信，其间也记录了不少在这里的感受。重写一遍太累，索性就把当初的信贴出来吧……

XXX老师：
近来可好？非常高兴在MSN里和您聊了一会儿。已经出国这么久了，几乎就没有再和其他朋友、师长联系过。原本以为拿着“帝国主义”送的钱到欧洲，应当是很惬意的，生活富足自不必说，还可以把小小的欧罗巴游个遍，甚至还梦想着揣着相机到那些曾经和现在正在牛逼的人物所逗留过的地方去寻找八卦线索，泡一杯淡茶（咖啡喝多了胃会不舒服）写点适合“卧读”的小文，赚点稿费，岂不美哉！

来了这里，美梦给彻底击碎了。我们所有的时间全被读书和写作占据了！学习是难以用紧张二字形容的。我喜欢夸张，夸张在聊天中更有趣一些，所以，用“暗无天日”或“痛不欲生”来形容吧，前者与作业的数量及强度相关，后者与身体疲劳程度有关。瑞典人或许和德国人一样，要求极严格。课程安排如下：每周教授都要发给我们平均至少一百页的阅读资料以供精读，然后周四中午前提出问题，周五上午讨论。周一前把一百页的阅读资料压缩成一页的摘要，再谈半页的思考。（这就是考试，每周老师会对小论文做评分，最后归总就是总成绩）思考不难，难的是“摘要”。想起以前，把一百多页的中文学术文章做出一页的摘要，都觉得很难，何况现在压缩的还不是母语文章。更令我们“痛苦”的是，今天下午收到信，12月份就开始高强度的法语课程，据说每天七个小时……（不过，比起第一个月，这真不算什么：第一个月的课程是《医学史》，满篇全是医学词汇，以前从来就没见过，而且阅读强度非常高，现在是越来越轻松了，尽管我们连一天的休息时间都没有）

以前总听说中国学生学习刻苦，其实原因很简单：当用另外一种语言思考和写作时，智商水平大大降低，你就得花更多的时间弥补智商的“缺陷”。想起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以前真没什么感觉，只觉得这哥们是个天才，现在觉得这哥们不是一般的天才。操一口德语居然就能把我们这些说中文的苦闷表达出来，天才……

以前听说外国学生学习不如中国学生刻苦，原来不是这么回事。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的同学学习不是一般的刻苦，而且对成绩看得很重，比我们看重。

我们现在瑞典林雪平大学（Linkoping）的“健康与社会”系学习，学习的内容涉及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等等学科的交叉。一年后将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也就是已故社会学家布迪厄任教的那个学校，也是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大本营。两年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将会拿到两个学校的硕士学位。我们这个奖学金项目由欧洲的四个学校合作进行，除了以上两个学校，还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两所大学。它们共同的研究重点是医学、历史和社会变迁。9月底，我们去了葡萄牙古城埃弗拉（Evora）参加第一次的集训，其他三所学校的学生全都集中在一起。这个古城很漂亮，著名的人骨教堂就在这里。可惜每天都在上课，居然忘了去看看，更遗憾的是人骨教堂离我们住的宾馆相距不过200米！

林雪平这个城市很方便。整个城市里设有专门的自行车道，距汽车道大概都有5米左右的绿地隔开，自行车是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而且永远也不会担心被汽车抢道（在十字路口，从来都是汽车让行人）；路上的行人都会很耐心地回答我们的问题，甚至会把我们带到要去的地方。公共汽车的运行时间很准确，每个车里都有时间表，详细准确地标明了某次车几点几分会到哪个站。所以，只要严格按照时间表里的时间去车站等就行，早到没用。

公共服务部门的态度也很和蔼。一到这里，我们就去税务局申请了人口号（一年以上的签证都可以申请这个，也就是瑞典公民号）。填表花了五分钟，之后就不用管了。三天之后，人口号卡寄到了宿舍。有了这个号，我们就可以享受瑞典人能享受到的一切福利。又过了一天，医疗卡寄到了。我还很纳闷，我们没和卫生部门联络啊？后来才明白瑞典所有公共服务部门的信息都是互通的。一旦我们有了人口号，相关的公共服务部门就会把你所需要的资料和卡片寄给你。根本不用我们自己去申请。实在是太人性化了。看病只需要交挂号费就可以了。当然，药费是需要承担一些的。一般是，一年内如果看病超过900块，那么超出的部分将政府承担某个比例（我们目前还没搞明白究竟比例如何测算）。但是，需要考虑的是，瑞典人均月收入恐怕有2万克朗吧（因为博士生的薪水一般都要1万8/月），相当于2万多人民币（瑞典人的收入差距特别小）。一年24万人民币，掏900块算啥？此外，欧盟还免费给我们了健康和意外保险，包括了所有可能的保险项目。

前段时间到中国朋友家做客，还有两对台湾夫妇。他们都有三四岁的孩子。他们说这里生孩子很舒服，从怀孕起，医院就给孕妇指定一位“跟踪监测”医生，每个月都接受检查。当然，不需要像国内那样一大早就得去排队挂号，医生会提前和你电话联系，预约时间。孕妇只要卡准时间去就行，不用等，当然也不要迟到。生孩子是不用花一分钱的（好象北京生个孩子要几千块）。如果要在医院过夜，80块就够了，一妇一间。孕妇不需要知道任何事情，所有的事情、具体的程序全都由医生安排好了。等孩子生出来，医院会一直对孩子的生长进行监测。每个月医院都会用电话通知父母哪天几点到医院检查身高、体重之类的。

有时候想想，这“小国寡民”真是好，这才是老子的理想啊。没那么多压力、噪音，人的脾气都会特别好。加之这里自然环境好（当然可能和人少也有关系），生活还是不错的。我们上课都在医学院，一路全是森林。如果去超市买东西，就要从森林中的小路中穿过。整天肆无忌惮地吸氧气，很爽！有一首歌叫《挪威的森林》，以前不知道这破歌有啥好的。来了这里才理解。其实，不仅是挪威，整个北欧森林都很多，或者说，北欧被森林覆盖着。

唯一的缺憾就是食物。这里蔬菜少，不过是大白菜、生菜、菜花、黄瓜、辣椒等十几种，跟中国差太远。好在戴廉对食物的烹调很有创造力，总能把枯燥无味的菜做得很有特点，而且不重复。所以，虽然只有十几种蔬菜，但也从来没有感觉乏味。当然，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才在这里度过两个半月的缘故，因为台湾的留学生告诉我们：等你们住两年你们就烦了，每天吃这些菜，谁受得了？看来，所谓文化差异、文化冲突，首先是肠胃差异、肠胃冲突。

这里很早就进入了秋天。教授说：“从现在开始，进入了秋天，你们一定很享受吧！”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说反话！路人有的裹着羽绒服，而有的还是套着大裤衩招摇过市，真多元！上个礼拜下第一场雪，以为进入冬天了，而且每天下午四点天就黑了。后来才听说，这里真正的冬天从一月份开始！！

差不多一个月前，遇到了有趣的事情，值得一提。

我们住的楼下小超市物价奇高，是距我们这三公里外的一家超市价格的一到两倍。于是我们得经常骑自行车到“远处”买菜。因为林雪平森林很多，空气极好，骑车的确是一种享受。那天由于下雨，我们就坐公共汽车去了。返回时，由于大包小包一带堆，等车的时候把两把从国内带来的跟随我们多年的雨伞忘在车站的凳子上。等回到家才发现。非常沮丧啊，我们对它们已经产生了感情。所以，我决定骑车去找——原因有二：1、实在舍不得“扔”掉它们；2、据说北欧的失物返回率相当高，比如丹麦的钱包返还率有100%，瑞典据说也要在98%，我要去验证一下这个数据的真实性。
于是，在冒雨前进半小时后，我到达了超市边的车站。雨伞还在凳子旁躺着。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路不拾遗”？算见识了。
先说这么多吧。
曹凯
2006年11月10日晚22点于瑞典林雪平

带一本字典去巴黎

写过几本《近距离看美国》的林达是带着一本书去巴黎的。他们（林达实是一对夫妇的笔名）是文革后中国最早的大学生，从“革命”的年代里走了过来，揣一本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书——雨果的《九三年》——去当时的 “革命现场”，一切都自然、合理，却又令人回味。这本书，与其说是可供“阅读”的文本，不如说更是一个符号，它将两个人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中的大事件联系到了一起。

而我和阿瓜，在2006年年末，带着一本字典去了巴黎：一本能装在口袋里的《法汉小词典》。其作用是完全实用性的，为了帮助我们读懂景点的说明，也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应付一下不会说英语的法国人。我们是改革后生长的一代，探访“革命现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去“旅游”和“消费”的。

但其实我也曾经有过和革命很近的时候。如果我是在六年前，甚至四年前去巴黎，应该我也会带上一本同样和“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2000年夏天，我用大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文。那是学校规定每个大一学生都必须完成的“学年论文”，各科老师给出的题目中自由选择。我大一时曾经选修了一门世界史，“法国大革命”是必然绕不开的话题。老师课堂上的讲解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只是隐约觉得“这里面有戏”，于是便选择了它作为我人生中第一篇最称得上“论文”的论文主题。

大一学生还没有受到太多学术训练，与高中时期相比，最大的长进似乎只是知道了写论文一定要有注释和参考书目。我那篇论文的主要参考书目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托克维尔何许人也，我当时并不了解，对朱学勤，还算略知一二。我那时是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小文青”，我熟悉的是舒婷、北岛、顾城的朦胧诗。只是因为读诗之余也基本会乖乖地把老师推荐的每一本书都找来翻看，所以读过朱学勤的《风声、雨声、读书声》。

然而这两本书给我的震撼却是空前的。我至今仍然能够记得我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看《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那份激动。革命的激情和一次次在书里出现的“自由”、“平等”，和那种完全不同于我对“学术作品”预设的文风轻而易举地让我把文学梦想抛在了脑后。那篇论文最后写成什么样，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最后得了个“优”。还记得的是自己当时的一个“灵光一闪”：看到托克维尔讲的18世纪法国人的“非宗教倾向”时，我盯着天花板，突然蹦出一个句子——“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虽然攻击宗教，但却并非没有信仰。革命成了他们的信仰”。就这样一句话，着实令我兴奋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觉得，“思考”似乎是件很有趣，很令人兴奋的事。

这些“革命”的激情一直伴随着我走过了大学四年甚至工作之初。对于阿瓜来说，应该程度更深。只是后来，这些“革命”的理想成了我“立场有问题”的“罪证”，而“思考”，也似乎只能让“上帝发笑”。于是，当我去巴黎的时候，我只带了一本能装在口袋里的小字典。

而我们带回来的，却是三本字典——在巴黎的好友汲哲和刘露又送了我们两本，一本《汉法字典》，一本《法英字典》。这一次，可不是小字典了，而是砖块一样的大字典。可我们，像是面对所有免费的礼物一样，生怕不带走便没有了似的，乐呵呵地把沉重的它们背回了林雪平。

Ladies and Gentlemen

和北京比起来，巴黎虽然有更好的空气、更少的汽车、更方便的交通、更古老的街道与建筑，但是，刚过完圣诞回到林雪平，发觉巴黎还是太喧闹——可能我们已经适应了林雪平的宁静。用同学的话说，这里easier to live（更容易生活）。顺便提一句，这里物价也更便宜。
但是，林雪平的生活却乏味得很。如果骑自行车，整个市中心几分钟就可以穿越。博物馆也没有几家，不像巴黎，博物馆根本数不清。古老的建筑也不多，而且“质量”显然不如巴黎——比较单调。如果说整个巴黎还停留在19世纪或者更早（其建筑都很久远），那么，从建筑的角度来说，林雪平显然更现代一些，尽管19世纪以前的建筑也不少，但你丝毫看不出像巴黎那样的繁复与奢华。人们的衣着也很“土”。如果你的眼光独到一些，或许会认为这里人穿的都很“酷”，很后现代，尤其是女性，很难找出其穿着的“阴柔”。
不能说林雪平没“文化”，只能说它的文化符号与“展示”不如巴黎那样集中，也没有巴黎那样的“攻击性”——在巴黎，随处可见的文豪旧居、博物馆、雕塑和逸闻趣事会把你“攻击”得有些疲惫，不想理睬这些文化都不行。它们就在那，能看得见摸得着，哪怕闷在家里不出门，或许窗外的一堵墙下就曾发生过什么奇妙的故事。林雪平则不是这样，如果不去搜寻，文化和历史很容易就能从你指缝间溜掉。谁让这里到处是森林呢？杨·桑丁教授讲过的关于他的祖父母的家庭生活就发生在森林。
每天黄昏六点整，他的祖父会准时打开收音机听广播，他的祖母则在做饭。六点十分，收音机关掉，开始就餐。席间很少说话。餐毕，其祖父在椅子看报纸，祖母收拾屋子。依然很少说话。第二天上午，在做早饭的时候，可能会有邻居从一公里外的地方安静地赶来，先是站在门口，扶着门框，依然是一言不发。祖父祖母也不吭声。过一会，邻居会进门，坐在门附近的椅子上，一言不发。过一会，其祖母会问：“来杯咖啡么？”邻居回答可以，谢谢。屋子里于是只有煮咖啡的声音。喝完，邻居在默默地坐一会儿，起身告辞。很快，黄昏六点，祖父又准时打开收音机。几乎每天都这么过。当然，不可能所有的瑞典人都曾经这样生活，但就普通人而言，基本如此。
如果在林雪平发展什么文化产业，估计所有的开发商都会亏本。但若要做人类学研究，或许会很有意义，当然瑞典语会是一个障碍。也许因为是小地方，这里的传统依然很强大，尽管仍然有人抱怨“美国化”的影响，例如统计学教授。但年轻人依然喜欢，而且我敢打赌，统计学教授也愿意去美国教书，如果他有机会。

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林雪平市音乐厅听新年音乐会。起初以为会和北京音乐厅一样，晚上6点半或7点半开始，没想到居然是下午三点。不过也可以理解，这里四点不到天就黑了，而且“黑暗”的程度绝对和北京晚上九十点钟的感觉一样，还是早点结束好。
很幸运地买到了学生票，而且不需要出示证件。这里的人有点过于单纯了，你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这就是“信任”的价值，缺乏人际信任，像这样一个福利社会是无法运转的。但这不是12月31日我们的收获（也就是信任，这从刚来瑞典时就领教了。这个问题以后再说），而是满眼的穿着正装或礼服的老头老太太以及儿童所带给我们的“视觉”震撼。记得2002年，阿瓜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听莫扎特音乐会，西装革履。谁知道一到那里，发现当地人穿什么的都有，牛仔裤、T恤衫、裤衩等等。在几百人里，西装革履倒显得落伍了。当然，兄弟感慨世风日下啊，看来以前学校里所教授的东西全他妈的是骗人的，谁说洋人听音乐会都要一本正经了？于是，这次我们两个穿着很休闲地去了。不料，几百老头老太太一进大门，蜕了笨重的羽绒服，居然让你感觉他们是来参加宴会的：西服、领带、长裙、项链，还有什么破手包之类的。每个人都将头发仔细地梳理过了，光鲜得很。甚至还有几岁的小童，男孩也是西装领带，女孩则天鹅绒翻花的裙子，皮鞋。很是幽雅。我们两个就不说了……
但凡新年音乐会，曲目都差不多，而且林雪平乐团的演奏水平不比维也纳的差多少。但林雪平的新年音乐会却搞出一帮高矮胖瘦分布不均的小孩上来伴着音乐舞蹈。坦率地说，跳得很差劲。起码身高胖瘦的差距就让你觉得这是某社区搞的联欢。但这丝毫不影响台下的观众观看的兴致。这本来就是这座城市自己的联欢，什么整齐划一是不需要的。而且我们确信这些跳得很蹩脚的小孩就是邻居大妈的孩子，只是因为他们喜欢跳，就被邀请过来跳了，而不是为了什么荣誉而经过层层选拔上来的。
半场之间的休息更叫我们吃惊，全场的观众基本都离开了。剩下一个偌大的场子，零零散散坐着几个人发呆。音乐家们更和北京看到的不一样，他们走下舞台和观众聊天，或者和人流一起离开到外面喝茶去了；而有些观众则跑上舞台拍照。我只知道在北京音乐会上，演奏者不可能随随便便走下来和观众“打成一片”的，即使有很多观众是他的亲友。我们曾扔掉的上百场音乐会的门票及节目单就可以说明，上面的结论不是随便下的。
乐队的指挥是一个胖老头，很和蔼。这又使我们想起某些指挥家，觉得自己是个指挥、玩了很多年洋音乐就装出极其刁的样子……无语……
为什么国内经常把西洋管弦乐叫高雅音乐呢？就是因为门票贵？演员穿得很洋？或者用的是五线谱而不是工尺谱？恐怕不是。恐怕是搞西洋管弦乐的人或者介绍这种音乐的人觉得自己是高雅的，高人一等的，于是就把这类音乐捧得极高，让普通老百姓可望不可及……
……
晚上，大约快临近午夜12点时，烟花爆竹开始响起来。以前以为这种事情只有中国或者华人社区有，没想到这里照样有很多人燃放烟花爆竹。12点过后，声音就更响了。据说，从圣诞开始，每天晚上的爆竹声就没停过，很遗憾，那段时间我们在巴黎，没有听到……